编辑：Desmond
前情提要：
2022年6月，日本央行持有国债份额一举超过50%，而日本政府广义债务本就已是GDP的2.6倍。
夸张的数字背后，是更为令人担忧的事实。日本政府已一步步陷入举债获得财政收入、财政收入还不起债的怪圈，或者说，一种“庞氏骗局”式的路径依赖，一种由堆砌货币泡沫导致的积重难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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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央行通过接盘国债扩表倒是一举多得：赤字货币化+低利率为财政“续命”；同时等待货币政策刺激下，国民经济精气神拐头向上的“奇点”。
只是这个“奇点”会不会来，没人说得清楚。
一、“薛定谔”的救命稻草
黑田的思路倒也能够自圆其说：
如果央行扩表能让经济基本面能好转，税收增加将有望增加财政收入的蛋糕，那么暴雷的根基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经济基本面过硬。
發仔也愿意相信，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央行其实都想做个好人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们现在没得选。
前辈们已经把路子走窄了。
日本实体经济从现状上看，可能正迎来供需两端的严重挑战。
不知小伙伴是否记得發仔在《后疫情时代下，消费股将成为港股市场的新宠儿？ 》中提到的费雪方程MV=PQ？这四个变量，分别代表提高GDP的四个方法——增加货币供应量（Money supply）、提高货币流通速度（Velocity of money）、抬升物价（Price level）、增加产出（Quantity of production）。
公开数据简单计算得到日本V、Q如下图：
图中货币流速V（上图，黄色）不断走低，产出Q（上图，紫色）的情况则相对较好。
这其中有几层潜在的含义。
首先，消费端没有贡献太多增量。低迷的消费与持续增加的货币供应相互抵消，于是1994年至今日本名义GDP（下图，湖蓝色）增长仅6%左右，年复合增速约0.22%。
而Q的走势上基本能够与名义GDP保持同步，所以物价水平P（下图，深蓝色）控制得不错，没有出什么大乱子。
一句话总结：消费不够，产业来凑。
事已至此倒也合情合理。日本本土人口1亿多，但少子化、老龄化严重，而且消费意愿并不强烈，社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。
因而经济开始依靠出口导向型产业，从海外赚取剩余价值，再通过终身雇佣制、乘数效应进行再分配。同时央行通过兜底国债价格进行扩表，一边稳住了利率，让政府不至于暴雷；另一边释放流动性，压抑日元汇率，确保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价格优势。
至于其他的问题，暂且见步行步。理论上制造业仍旧可以支撑起这个国家的经济，甚至有一天突然带动国家经济的崛起。日本似乎也正是在这种微妙平衡中走到了今天。
但这种逻辑的缺陷在于：制造业的竞争力，能否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重新崛起？甚至悲观一点，竞争力还能维持多久？
二、民族的骄傲，与时代的尾巴
凭借从二战期间积累起来的技术优势，日本汽车产业成为该国极具比较优势的产业，实体经济的掌上明珠。
这一比较优势又正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具有身后护城河，即便在中日之间人均收入相差甚远，但技术和产线精细化管理优势在那个时候，能确保日本汽车产业全球领先地位。
汽车（尤其是新能源汽车）产业链漫长、横向合作空间大，一个行业崛起可以带动周边一系列产业的差事，包括玻璃、轮胎、钢铁、软件、半导体、精密仪器、能源等等都可以收益。房地产也是类似逻辑。
所以回看历史数据，20世纪20~80年代，这一时期是美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；20世纪下半叶则是日本制造业的全盛时期。而这两个时代的美国、日本，在汽车制造业上也分别处于主导地位。
这样的相关性绝不是巧合。
1950~2013年世界汽车产量，按选定国别（数据来源：美国国家运输统计局）
中国汽车产业崛起，却改变了格局。
加入世贸组织后，外来汽车产品的鲶鱼效应和技术引进，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加快科技改进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
特斯拉全资入华、供应链本土化加速了这一进程。2017年后，“蔚小理”等新势力、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传统车企、宁德时代等产业链上游龙头起势，深刻改变了中国汽车产业链，乃至整个制造业科技树的形态。正如当年苹果带动了中国手机产业链那样。
虽然日系车仍可以在全球市场立足，甚至不断蚕食德系的份额，但全球汽车制造业中心已开始不可避免地向中国转移。
2021年世界汽车产量，按选定国别（数据来源：美国国家运输统计局）
尤其是中国自主品牌中有不少潜在的惊喜。
尤其比亚迪6月全部汽车销量134,036辆，同比增162.7%，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增加168.8%。2022年1~6月，比亚迪累计销量已达到646,399辆，同比增长162.03%。实用性和低油耗虽是日系车精心包装的主要卖点之一。但比亚迪将其骁云发动机将热效率提升到43%，加之以实惠的价格、对味的外观设计、创新的魔改电池、相对OK的智能座舱体验，很难不成为爆款。
而除了比亚迪，吉利汽车、长城汽车等自主品牌也有相应技术储备，后续车型无论是能源效率还是智能化体验，预计都不会太差。
虽然说，其实理论上制造业转移对发达国家而言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离开了汽车产业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产业可供发达国家选择。但问题是，眼下从价值链角度看，日本尽管已成为“发达国家”，却没有吃到全球价值链上，属于主导者的最大蛋糕。
三、“赖”在新手村里不走
如果说分工合作是全球化的形式，那么特奥托尼奥·多斯桑托斯提出的“技术—市场依附关系”则体现了合作的特征。
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终端的垄断，成为价值链主导者，并获得最大一部分附加价值；发展中国家则依附于跨国公司的规则上，从事核心技术和渠道拓展之外的低附加值环节。
上面这段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：
谁能够建立技术和市场壁垒，谁就能吃到最大蛋糕。
但日本没有技术创新能力吗？
显然也不是。
千禧年后，日本人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、基础研究，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，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保持着差距。
在基础研究领域，截至2022年共有28名日本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；据世界银行数据，2020年日本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（研发投入/GDP）仍达到3.26%；2021年发明专利授权率在70%左右，而中国目前约为55%。
1996~2020年全球及多个经济体全社会研发强度（数据来源：世界银行）
芯片半导体领域，日本人垄断着上游光刻胶等材料供应，芯片制造设备上也几乎能与美国分庭抗礼，这些都属于技术密集领域。
光学领域技术优势也使日本医疗器械、相机镜头等产业独步全球。
2020年半导体供应链主要经济体份额（数据来源：彭博社）
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。
可一旦回归到剩余价值的获取这件事上，事情就变得难看了。
上文我们已说过，日本经济以来出口产业，可直到新冠疫情爆发前，对日本贸易差额正向贡献最大的，仍旧是汽车、机电等实物商品。截至2020年，日本对全球前5大商品（大类）出口额合计达5138.3亿美元，占比合计超过80%
2020年日本主要出口产品（数据来源：日本财务省）
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倒挂关系：
在“技术—市场依附关系”的分工合作中，日本人建立了技术壁垒。
但大部分产业既没有形成针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，最终也没有带来足够的利润。
反而是能够被新兴经济体替代的汽车产业，仍然作为日本国民经济的支柱。
人们普遍认知中的成熟大国，如今却仍然在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“新手村”打怪，仍在跟后来者抢饭碗。
反观隔壁韩国。
韩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时间比日本晚，但通过出口获取外汇的渠道，相比日本广泛得多。
韩国2019年全年至2022年5月主要产品出口金额比重（数据来源：公开信息）
韩国人均出口额也非常高。
不考虑贸易顺逆差的情况下，单个国民能从海外市场收获的剩余价值更加可观。
看看宏观经济指标，再看看出口产业现状。曾与美国争雄实业资本老大的“日出之国”如今已是这般光景。
这如何不令人扼腕痛惜？
四、出口依赖与修昔底德悲剧，以“工匠精神”为借口的自我放逐
说起来，日本制造业的衰落，多少伴随着向现实低头的无奈。
20世纪50年代，日本承接了来自美国的大量投资和技术转移。短短20年的时间，日本就实现了经济腾飞，建立了不同于二战前轻工业主导的雄厚工业基础，不仅能制造纺织品，还能生产汽车、钢铁、机床、彩电，甚至是半导体。
到70、80年代，日本纺织品在美国市场份额就已达25%，彩电、汽车均20%+。
适逢全球石油危机、越南战争和“大滞涨”，全球经济颓势前，日本反而一枝独秀。日本出口贸易在这一时期连续10年增长，对美贸易逆差从30多亿美元涨到550亿美元。
而将产业搬走之后的美国人，猛然发现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，不仅就业机会让日本人抢走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信用的根基——黄金储备也不断外流。
被一手带大的日本了割韭菜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
修昔底德大碰撞终于在80年代爆发。
白宫接连动用反倾销调查，比如臭名昭著的301条款，先后迫使日本签订多个协议，并接受了针对汽车、彩电、半导体等诸多行业的关税上调。
至于《广场协议》以及再后来的事情，对于日本这个资源贫瘠、本土市场狭小的国家来说，其实早已写好了结局。
日本、中国本土零售市场1996~2022
本国消费市场的增长前景狭小，消费者失去了精气神，老年人占据消费市场的半壁江山……日本不得不更加依赖国际市场。
在宏观经济上行周期时，全球消费者更愿意花钱的情况下，买家和卖家尚可以手牵手一起开心地玩耍。可一旦外围市场消费意愿下滑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即便美国不使用所谓“制裁”武器，日本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受到冲击也在所难免。
商业世界里，客户即是“上帝”。
妄图用商业的阶梯，爬到商业世界“上帝”的头上，怕不是黄粱一梦。
日本后来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把路子走窄，再难以翻身。
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之路，也恰似他们在方向决策上的缩影。21世纪末，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大调整，行业从IDM全产业链垂直整合为主，变成各细分领域的分工协作。
当时日本企业，诸如佳能、尼康，放弃了光刻机赛道，拱手让给了荷兰公司ASML；尔必达、东芝存储器也相继放弃芯片制造，交由韩国人代工。日本人自己则是选择了本土具有比较优势的光刻胶、设备领域。
为人所不能、所不愿，似乎是很多日本企业的共同准则。
追求错位发展，当然也符合把事情做到极致的“工匠精神”。当他国企业继续大而全时，大部分日企就做小而美的“辅助”，比如在面板、原材料等上游核心零部件和设备上下苦功夫，然后躲在科技巨头胯下帮他们疯狂输出。
避免与跨国金融资本正面对决，自然便没有“产业战争”风险。
只是曲高往往和寡。精密的医疗器材、超高难度的氢能源、将光学运用到极致的相机……这些道路或超出时代需求太远，或规模非常有限，产品难免有价无量。
他们寻常如此。最早研究锂电池、纯电动汽车的是日本人，可他们放弃了，被中国人、美国人、欧洲人捡起来并发扬光大；最先发明镭射唱片的是日本人，还有生物燃料、二维码、笔记本电脑……后来都做了别人的嫁衣。
“劣币驱逐良币”是商业世界最致命的法则之一。将复杂事物简单化是降本增效的可靠策略，譬如新能源汽车简单结构，对内燃机车复杂结构的“降维打击”。
但这往往需要全工业体系、全社会的需求来铺垫、来实现。
当“工匠”们还在人类科学的顶端与摩尔定律的天花板全力死磕时，创造性破坏早已兵临城下。
五、尾声：缺少的是“穷则思变的绝望”
池田信夫在十年前出版的《失去的二十年》里，曾做出过细致思考。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副标题：“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”。
在该书《后记》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：
黑船来袭以及战败之际，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总会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出现，带领着全体国民一起进行彻底的改革。
可是现在，不论是90年代的小泽一郎，还是2000年的小泉纯一郎，改革推到一半后就怎么也走不下去，或许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留下的财富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冲的作用。但现在经济停滞延续10年之久后，这种缓冲资源也日渐枯竭，或许从今以后社会各界就能达成一致、协力改革了。
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缺少的不是希望，而是逼迫人们穷则思变的绝望。
十年之后，这个国家面对的本土市场依旧是这么大。
然而黑田之流仍坚持认为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，央行任务将保持不变；“工匠”们也一头扎在细分领域中没有出来。
坚持究竟基于现实无奈，还是某种难以撼动的执念，抑或真是盘大棋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我们更不知过往这失去的30年，是否已经让人们体验到了“穷则思变的绝望”。
可窗口期一旦错过，恐怕就再难调头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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